此后除非逼不得已、鱼儿才会同秦衡临碰面,且鱼儿为了不让心里那丝预感成真、还总是故意避开秦衡临,不给秦衡临和她单独的机会。同时为了避免夜长梦多、鱼儿更加想早点离开秦家回到家乡,不过这路费一时半会儿也筹不齐,于是鱼儿怕家人担心,便想先托人去给远在泉州的家人送封信,若是父亲和兄长能够前来建州接她最好,不能起码也能给家里捎个信儿、让家人不用再担心她。只是这送信却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北宋的交通远没有现代那般发达,也没有电话、网络这种东西,更没有中国邮政为百姓服务,要传递个只言片语确实挺困难的。除了官方送信能通过驿站或是快马加鞭来送,以及大户人家有财力专门派遣个下人专门去送书信,小老百姓想送家书报平安之类的,只有托顺道的亲朋好友捎带了。这还得看有没有朋友正好要去你想送信的地方,否则只能一直等、等到刚好有人顺路。若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顺道的熟人,这信也就只能一直耽搁下来,许多老百姓都因这点而延误了不少重要的事,但却也依旧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而这白石村的人若是出去讨生计,不是在闽北一带就近找份差事糊口,就是出了福建路到相邻的江南东路(现江西省东部)找差事,往南边到闽南一带去找差事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毕竟谁也不愿背井离乡的到离家乡甚远的地方干活,且别说这北宋时期的闽南一带属蛮荒之地、算不上富庶。因此这小半年来,鱼儿在秦衡临的帮助下,把白石村里有在外讨生计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但却连一个常在闽南一带走动的人都没找到……这么一来鱼儿也就没了能够托付的人,于是只能暂且打消托人顺道到家乡送信的念头,一边按照先前的计划先存些回家的盘缠,一边请秦衡临帮忙在城里问问。不过秦衡临在城里的人脉还是有限的,因此虽然一直都在帮鱼儿打探、但至今也没能替鱼儿找到一个能够替她送信回家乡的人。鱼儿知道归乡的事是急不得的,也知道即便信送到了杨家人手里,就算父亲和兄长有心前来接她归乡,那同样也得先把路费给凑齐了才行。因为杨家虽然这几年来日子比早年好过了许多,但这几年来又是张罗杨家几兄弟的亲事,又是全力支持杨大郎和杨四郎参加科举,已然花去了不少银钱了。加上眼下家里的人口也慢慢变多了,因此杨家前些年攒下的一些积蓄早就花得一分不剩了,一时间也拿不出来回两趟的路费。眼下杨家倒是有杨大郎和杨四郎两个人在外为官,但这杨大郎和杨四郎都是初涉仕途、当的是最末等的芝麻官,且两人为官都是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拿朝廷发放的微薄俸禄,那些俸禄养家糊口倒也是足够,但除去养家糊口的钱也就没多少余钱了。而早在两位哥哥有幸出仕时,鱼儿就因好奇而缠着他们问了一番,并从杨大郎口中打探到、北宋官员其实不似外表看的那般风光,他们的俸禄其实很低。杨大郎当时说了个大概的数目,鱼儿听了后大失所望、暗忖这北宋的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等和现代公务员比简直差远了……别的且都不说,只说一点————杨大郎去东京时曾去拜访过几位官员,这几位官员可都是李家替他引荐的京官、且已当官数年。但即便如此,这几位京官在东京却都是住在租赁来的房子里!朝廷每年给他们的俸禄只够他们租房子住,远远不够让他们在京城置办房产。这京官尚且如此,外放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些都是正常官员的状况,那些收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状况可是大为不同,穿金戴银不说,宅地更是在各处都置办了不少。而两袖清风的清官,做个十几年的官兴许能挣下份家业,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杨大郎和杨四郎都还没到那个程度。也就是说现阶段杨大郎和杨四郎虽然在外为官,但也没多少钱能补贴家里,当了官后除了名声好些、祖上和家人脸上跟着有光,以及办起事来可能比普通百姓方便些外,也没别的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杨家一大家子的开销依旧是依靠打渔和种地。所以对于归乡一事,鱼儿心里十分清楚、请父亲兄长来接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毕竟这一来一回、比鱼儿一人直接回去多了一趟开销。因此鱼儿若是能找到可靠、足以保她平安的人一起上路,才算是最好、最省钱的办法。因此鱼儿虽然心里急着给家人送信,但却也知道银子还是得抓紧多凑些才是。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鱼儿是一刻都不敢偷闲,除了认真教秦六娘绣功外,剩余时候便间隙插针的绣各类绣品,打定主意能多绣一件是一件。日子在鱼儿努力挣钱、攒钱中一天天的流逝,适应了新环境后鱼儿在秦家倒也住习惯了,除了想家想得紧外,别的一切都还算好。
不过鱼儿在秦家从不摆绣娘的架子,虽然秦母对她还算是客气,但鱼儿却经常帮秦家的几个丫鬟、婆子干些简单的活计,以求和那些下人相处融洽、遇事时可以请他们搭把手,毕竟与人为善对自己也没什么坏处。很快鱼儿身上就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这件事还真是有些棘手———鱼儿不但和同她最亲近的秦六娘说不得,连和最经常帮她的秦衡临也说不得,只能偷偷的和秦家一个经历过这些事的婶子说……原来这一日鱼儿正在秦六娘屋里指点她的绣工,可渐渐的鱼儿感觉自己总是集中不了精力,身上也有着一股说不清的烦躁感,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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