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虽然不是体弱多病，但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二十多年都没病没灾地安然度过呢？我想即使是身体再棒再健康的人也会偶染小疾，上帝很聪明，他知道人们如果不生病就不会懂得健康的重要，更不会珍惜健康。生命是丰富和复杂的，每个人都需要生病，也都会生病。话说回来，生病虽然痛苦，严重时甚至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否认一些小病小灾给我们带来的异样感觉，以及由此而享受到的各种特权。尤其在儿时，当我们被繁杂的算术题和看起来比裹脚布还长的需要背诵的课文时，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肚子疼或者发烧咳嗽啊，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窝在家里看着动画片，吃着爆米花、麻花爪、酸梅粉以及各种罐头。旁边还有爸爸或者妈妈守在旁边，拿他们粗糙的手掌抚摸我们的额头，测试它的热度，看看我们打过针吃过药以后是不是真地退烧了。上初中之前，感冒这种常见的疾病似乎对我情有独钟，一般每到冬季，它便像西北风一样准时地找到我，死缠烂打地侵入我的身体，连点儿防备都没有，我只能束手就擒，继而采取相应策略。感冒这东西所带来的后果无外乎咳嗽、发烧、流鼻涕、鼻塞、咽喉疼痛以及呕吐等症状。当然了，我所说的都是轻微的，不包括重感冒，因为我轻易染不上流感，只有那么一次我记得十分清晰。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也是寒冷的冬天，我发烧了。我烧得一塌糊涂，鼻涕眼泪下雨一样止也止不住，一卷卫生纸不出半个小时就被我擦鼻涕和眼泪用光了，留下满地皱巴巴的纸团。不仅如此，我浑身也像火炭一样滚热，烧得我迷迷糊糊，眼也不睁，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只是躺在炕头蒙着大被叫冷。父母必定是着急和慌乱的，但我那时已没有多少清醒的意识，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地担心和焦急。那时我们镇上只有一个卫生所，村里有一个赤脚医生，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显然去十里地以外的卫生所看病是不妥的，于是父亲把赤脚医生找来了。医生把冰凉的体温计塞进了我的胳肢窝，我迷迷糊糊地夹着这根玻璃管发抖。不一会儿，医生拿出体温计，看了一眼，严肃地说，烧得不轻，马上就四十度了，得赶紧打两针。后来我听母亲说医生给我打的两针药剂是并不经常使用的疗效比较快的一种，名字好像叫作“先锋”的。我对此名称印象不深，只记得医生扒下我的裤子，先拿酒精棉球擦了擦pi股，然后便扎了上去。起初冰凉的感觉让我稍微清醒，但蝎子蜇了一样的痛感随之没有任何过渡地袭来，让我不由得咬紧了牙关。医生说，放松，放松，肌肉别绷着，那样药水还怎么进去，病还怎么好？可是我根本不懂放松，直到他拔出针头，拿大拇指摁在针眼处我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当针头拔出的那一刻才是最为疼痛的，但我知道针头就要拔出了，于是不由得放松下来，也不去管它到底有多疼了。很多时候，当我还在为此高兴时，医生的针头已经扎进了我的另一半pi股，这真有点儿防不胜防的味道，我只有再次禁受彻骨的疼痛。扎完针，医生又开了一些药才走，临走时不忘告诉我多喝开水多溜达，别总是偎在炕头。父亲出去送医生，顺便付钱，母亲收拾着医生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渣（那是密封的药瓶口，医生没有合适的开启工具，只能敲碎它）。那天夜里虽然打了针，可药效没能那么快发生作用，所以我还是濒临昏迷状态睡了过去，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而梦总是超现实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如果让你在扑克牌中挑选一张最具恐惧色彩的图案，我想你也许会选“k”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梦里，四张老“k”从图案中走到了我面前，他们凶神恶煞一般齐整地向我靠近，把我围拢起来，可恨我的双脚就像钉在了地上一样，越是想走越是纹丝不动。急得我大叫，可是嘴张得巨大却没有任何声音，我不清楚是我的耳朵坏了还是我成了哑巴，连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这个梦没有结尾，好像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并没有醒，是在早晨醒来的，梦中的情节依然记得十分清晰。没出两三天，我的病就好了，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再玩扑克，特别是那张“k”更是让我想起来就后怕。有些病落下根就不容易祛除，且极易复发，比如百日咳。我的母亲小时候便害过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于是留下了哮喘的病根，每至冬天感冒时便会引发剧烈地咳嗽，那种咳嗽仿佛要把身子掏空，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让人听起来心惊胆颤。小时候，每当听见这种咳嗽，我总想着长大了有钱了要带她到大医院治疗，彻底去根，让她远离多年的折磨。现在我长大了，也挣钱了，知道这种病在于养，而不是治，在于食疗，而不是药医。我还知道，在气候湿润温暖的地方，哮喘是轻易不会发作的，所以我想要让母亲到海边的南方城市养老，我更明白这需要我的努力，哪怕牺牲自己的很多东西。因为我忘不了在我生病时，母亲是如何无微不至照顾我的，那些远去的温情现在想来依旧让人动容。小时候，有一种病在我身上年复一年连续了五年才结束，它是扁桃体发炎，在家乡俗称“肿榨菜（音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到农历十月左右，只要我一感冒发烧，腮部肯定肿起来，像在很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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