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不行：“我就一当服务员的，还能认识四爷啊。不过，旁边那两个，我倒是见过……”
“哇哦。”二人发出了小小的惊呼，互相激动地对视一眼。
“但也就只是见过。人家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还配和他们几个说话。”他们是内场保镖，我是四爷专属的杀手。
“太吓人了，还好你跟他们不认识哦，要不然不得了啦，听说现在警察每天在阿波罗门口巡逻。”两个护士又交头接耳起来，她们讲话速度极快，露出兴奋又庆幸的模样。这大概才是普通人看新闻联播的反应，毕竟阿波罗里发生的坏事，四爷是生还是死，都离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
住院三周来，总共来了四波刑警，全是冲我来的，还换了几个人轮流地进行审问。当然见的最多的还是老刑警和小跟班的组合，他们的风格是师傅讲话徒弟记录。这之后来的两对采用的都是红白脸战术，一个和风细雨地问我问题，另一个嗖嗖地释放冷箭。老实说，朋友们，我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每天没完没了地输液，全身的骨肉细胞都像被换过了一次一样。包括我的大脑，我珍贵的记忆神经，也已经大变一场。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阳光开朗的小伙子了。我的鼻子上挂了十公分长的裂伤，上面粗粗地缝着针脚。医生以为我没钱付手术费，只随心所欲地对我缝缝补补，针脚粗得令人不敢置信。我看着像个破烂的洋娃娃，还是百家布拼凑成的那一种。每天起床，当我面对镜子刷牙的时候，我都会恍惚镜子里丫的是谁。
他比我衰老多了，眉毛眼睛向下耷拉着，看谁都像在求救，一股被摧残狠了的模样。这些天在病床上，我实在是无事可干，只能反反复复地缝补我的记忆，东拉西扯一些不存在的事实出来。时间久了，我竟然也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朋友们，我已经完全相信了那个被我不断重述的故事：我是张天龙，在阿波罗上班的，干了四年，稀里糊涂挨了顿打，被惨无人道地关在地下室里头，然后命好，被救出来啦！谁救的？我不认识。四爷死了！肖东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哇。
在那群警察老帽儿里头，最厉害的还是老刑警。他不知怎得找见了原先阿波罗门口当差的门卫小弟。那小子一身肌肉，但是个胆小鬼，警察一来就什么都敢往外吐。据他所说，我在阿波罗里头是有地位的，人人见了都叫我龙哥，而且鄙人和马黄关系不错。老刑警拿这些话来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恢复了精神派头，脑袋瓜也机灵许多。
我张大了嘴，能吞下一颗大鸭蛋：“胡说的吧。马黄我是见过，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人家是谁，我是谁啊。”
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一脸不信的模样，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情，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就长这副鬼样，而不是针对我的。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去我家里搜了几次，全是内裤袜子一类的破烂，别的什么也找不到。也是，我那把心爱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他们一同从我的身边消失不见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出来呢。那个狡猾的老狐狸，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子我关到牢房里，真是个禽兽。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
住院的这段日子里，我除了编瞎话，看新闻，被老头欺负，叫护士拿针捅之外，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下的电话号码。几经辗转，日思夜想，终于下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道个谢嘛。
公共电话的听筒里，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发出契合的响动，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杨坤的身影渐渐地被抹去。他成了我横倒在马路上偶遇的好人，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
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是在出院以后了。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头。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和门卫说明了来意，登记了我的姓名，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一路上，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还有几个抓着犯人，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安静点”“信不信我给你几棍子”的喝令叫个没完。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心脏突突直跳，这些人长得都和马黄挺像的。
“3月11号你干了什么，嗯？”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老东西，真有两下子。我越是重复那套谎言，越是把那些精心编撰的情节说出口，心里就越是堵得慌，越想跪到地上，和假马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嚎啕大哭：“你们干脆把我抓走吧！都是我干的，行了吧！”
但我终究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
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他们有的垂头丧气，一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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