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考察清楚啊。鲁国有个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出门看见商咄，回来以后告诉他的邻居说；“商咄不如我儿子。”然而他儿子是极丑陋的，商咄是极漂亮的，他却认为极漂亮的不如极丑陋的，这是被自己的偏爱所局限。所以，知道了漂亮可以被认为是丑陋，丑陋可以被认为是漂亮，然后就能知道什么是漂亮，什么是丑陋了。庄子说：“用纺锤作睹注的内心坦然，用衣带钧作赌注的心里发慌，用黄金作赌注的感到迷惑。他们的赌技是一样的，然而所以感到迷惑，必然是因为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就会对它亲近，因而内心就会不安详。”那个鲁国人可以说是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了。这道理体现在齐国人想得到金子，以及秦国的墨者互相嫉妒上，这些都是因为有所局限啊。老聃就懂得这个道理，他象直立的木头一样自行其事，这样必然与世俗不合，那么还能有什么能使他内心不安昵？听言听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好和不好不能分辨，祸乱没有比达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好和不好，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因而耗费了人民的钱财，随随便便让人民去送命，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假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对这样的人却不责备。这就是不知道类比了。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好和不好的关键在于爱，在千利，爱和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大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行一个月，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漂行一年，看到曾在中原之国看到过的东西就很高兴丁。这就是离开人越久，想念人就越厉害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想为百姓忧虑的贤明君主和杰出人士，不可不在这方面努力啊。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谨听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对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尽情劝说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钴。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去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尧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舜呢？舜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禹呢？只是根据耳朵的听闻做出决断罢了。凭耳朵可以决断，是由于复归人的本性的缘故。现在那些昏惑的人，不知道这是复归人的本性，其次是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那又怎么知道自己的世道不好呢？自己怎么知道自身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就要问，不会就要学。周箴中说：“只要自己对这些问题经常思考，修养道德就不算晚。”勤学好问，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名誉不会凭白无故地树立，功劳不会自然而然地建成，国家不会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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