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
我张大了嘴，能吞下一颗大鸭蛋：“胡说的吧。马黄我是见过，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人家是谁，我是谁啊。”
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一脸不信的模样，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情，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就长这副鬼样，而不是针对我的。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去我家里搜了几次，全是内裤袜子一类的破烂，别的什么也找不到。也是，我那把心爱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他们一同从我的身边消失不见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出来呢。那个狡猾的老狐狸，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子我关到牢房里，真是个禽兽。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
住院的这段日子里，我除了编瞎话，看新闻，被老头欺负，叫护士拿针捅之外，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下的电话号码。几经辗转，日思夜想，终于下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道个谢嘛。
公共电话的听筒里，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发出契合的响动，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杨坤的身影渐渐地被抹去。他成了我横倒在马路上偶遇的好人，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
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是在出院以后了。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头。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和门卫说明了来意，登记了我的姓名，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一路上，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还有几个抓着犯人，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安静点”“信不信我给你几棍子”的喝令叫个没完。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心脏突突直跳，这些人长得都和马黄挺像的。
“3月11号你干了什么，嗯？”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老东西，真有两下子。我越是重复那套谎言，越是把那些精心编撰的情节说出口，心里就越是堵得慌，越想跪到地上，和假马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嚎啕大哭：“你们干脆把我抓走吧！都是我干的，行了吧！”
但我终究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
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他们有的垂头丧气，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更多的是不服，大喊着：“怎么抓我不抓他！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听得我浑身冒冷汗。
“马黄，梁辉，这些人你认识吗？”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
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点点：“认识，鼻子大的这个是马黄，脸瘦的这个是梁辉。”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普通同事。马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我就一普通打工的，我们分工不一样。”
我和老刑警，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他们每问我一句话，我就紧张地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回答。小跟班看我可怜，想给我接杯水，被老刑警拦住了，大概是嫌我有病。
“对了，”老刑警说，“赵德昌，这人你认识吗？”
香港老板？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他模糊的形象，身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但长相总归是能好看一点，不管怎么说，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我还真没见过他呢。
“赵德昌，那是谁？”我反问道。
“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
我苦笑着回应：“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
老刑警继续逼问：“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
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考验我。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就算好奇，我也不敢多问。万一问错了什么，你又怀疑我怎么办？”
老刑警嘿嘿一笑，便不再追问此事。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似乎有话要说，却被老刑警无情地打断，他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平铺在我面前。
“这件衣服，你见过吗？”
是肖东死的那天，我从他家里偷出来的衣服。
我摇了摇头：“没见过。”
“看清楚点，真没见过，假没见过？”小跟班逼问我的同时，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
我坚定地摇头：“真没见过。”
老刑警开始沙沙地整理资料，对我说：“这杀人犯倒也挺有品位，挑了这么件外套，血溅上去了也不显。”
拿黑白照片给我下套！我点了点头：“看上去是啊。不过你刚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本身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颜色。”
刚说完，老刑警就抬眼看了看我，我也用那副浑然天成的求饶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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